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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部门规章形式对规范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权作出系统性规定。 　　《规定》在现行《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基础上，将裁量规则从规范性文件上升为部门规章，提升了制度的刚性和权威性。同时，《规定》明确了裁量基准的制定主体、制定程序、主要内容以及调整适用等要求，进一步提升裁量基准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规定》将行政处罚裁量划分为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一般处罚、从重处罚五个阶次，并对各阶次的适用情形作出具体规定。一方面，增加“违法行为轻微”“危害后果轻微”等作为酌定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情形；另一方面，明确将“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等纳入从重处罚情形，确保宽严相济、过罚相当，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规定》系统总结各地执法实践经验，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初次违法”“违法行为轻微”“危害后果轻微”等常见裁量因素的认定标准，为基层执法人员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指引，也为经营主体营造了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针对当事人同时具有多项从轻、减轻或从重处罚裁量情形的复杂情况，《规定》明确了综合裁量原则，要求执法人员评估各项情形在违法行为中的影响程度，综合考量、合理确定裁量阶次和处罚种类及相应数额，为执法人员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裁量方法，切实防范裁量随意化与“机械执法”等问题。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金融业把守牢安全底线贯穿经营发展全过程，紧扣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主线，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持续完善风控合规制度架构，用好新兴技术手段，推动合规管理由事后补救向事前防控、从被动合规向主动风控转变。　　深化金融文化建设　　金融监管总局局长丁向群在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开幕式上表示，要注重源头防控，健全监测预警响应机制，优化分类分级监管，做实强制性早期纠正，实现全过程全链条持续监管。　　这一“治未病、抓前端”的监管导向，推动金融机构向内夯实公司治理、完善内控合规体系，把监管的早期约束转化为自身常态化风险治理自觉。对金融机构而言，主动落地早期风险防控，就是要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立内部预警、自查纠偏的闭环，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　　今年7月，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要求金融机构培育金融文化软实力，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融入公司治理，做到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各银行机构均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作为重要工作，从“两个结合”出发，赓续红色金融血脉，立足新时代金融使命，坚守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紧扣金融“五篇大文章”。一些银行将其纳入年度战略规划、绩效考核体系，实现文化建设从“软性宣传”转为“刚性管理”。　　完善合规制度架构　　近日，东方嘉富人寿、太平石化金租、北银消金等多家金融机构的首席合规官人选获监管部门批准，配备首席合规官的金融机构数量继续增加。自《金融机构合规管理办法》发布以来，各类金融机构陆续设立首席合规官，对合规管理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金融机构设立首席合规官，明确其岗位设置和职责，有助于更好保障合规管理的独立性，尽早发现和解决合规风险，推动金融机构良性运转。”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植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旸认为，金融机构应树立“合规创造价值”的理念，推动建立法务、合规、内控、风险管理协同运作机制，整合信息流，形成对风险的统一识别和协同应对。　　多家金融机构还持续完善长效治理框架，将合规要求嵌入经营全流程。以农业银行为例，该行持续健全完善合规管理组织架构，优化合规管理运行机制流程，强化资源配置等合规管理保障，提升合规管理质效。同时，建立健全“文化引领-制度规范-合规审查-动态评估-源头治理”的全链条合规治理机制。　　科技重塑风险防控模式　　技术进步正在为金融机构的风控合规赋能。中信银行打造了“AI天盾”智能防控体系，以前沿技术织密金融安全防护网，实现风险线索的精准识别、实时响应与高效处置。在技术内核层面，“AI天盾”引入“多模态交互式风控”能力，以大小模型双轮驱动实现智能升级。在场景落地层面，“AI天盾”打通了账户、交易、行为、设备、舆情等多源数据壁垒，将分散在各条线、各层级、各系统的风险信息统一归集、智能关联、实时共享。　　“金融机构应借助科技手段构建智能化合规风险监测体系，通过行为分析自动侦测异常交易、识别高风险关联关系，推动合规防线从事后前移至事中、事前。”吴旸说。　　“科技风控+保险”项目是平安产险提升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和偿付能力管理能力、保障稳健经营的重大战略工程。该项目围绕平安产险资产负债两端的关键业务活动及主要风险，设计一套技术底座、八大风控能力中台和一个统一风控指挥平台。基于数据生态、多模态大模型等创新技术，“科技风控+保险”项目打造全面数智化风控体系，实现风险管理由分散管控转向协同联动，由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防控。

 　近日由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组织的数据基础制度培训班在青岛成功举办。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夏冰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本次培训班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的重要部署，通过学习交流，凝聚各方共识，进一步提升全国数据系统在数字中国建设、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能力和履职水平。 　　夏冰指出，当前数据基础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各地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区位禀赋，主动担当、大胆创新，在制度建设方面不断取得积极进展。各地在实践中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适应数据特性、实践需要和最新态势，扎实推动数据产权制度落实落细、优化数据流通交易规则、细化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完善数据开发利用制度，为推动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保驾护航。 　　培训期间，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主要负责同志围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数据产权、数据市场等进行了专题授课。北京、上海、江苏、山东、湖南、广东等地数据管理部门有关负责同志、2026年“数据要素×”大赛优秀团队代表，分别围绕“十五五”时期数据领域工作思路、数据产权登记、数据融合应用场景等主题作了交流分享。学员赴青岛港、极视角和真情巴士等企业开展了现场教学。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省会城市数据管理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各地数据交易机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培训。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人民法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6件人民法院追究司法责任与保护依法履职典型案例。　　据悉，《条例》明确司法责任追究的范围，人民法院司法人员故意违反审判职责或者履行审判职责存在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司法责任。　　明确司法责任追究范围　　最高法政治部主任孙镇平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废止，对人民法院司法人员进行司法责任追究，需要明确司法活动中，什么样的行为属于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应当适用什么样的规则、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进行责任追究。《条例》制定出台，以党纪处分条例、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为基本依据，对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相关规定在司法审判工作领域具体细化。《条例》是人民法院深入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院、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的重要制度保障。　　《条例》明确了司法责任追究的范围——　　司法责任追究实现司法人员全覆盖。司法责任追究的对象，既包括审判人员，也包括法官助理、执行员、书记员、司法警察、司法技术人员等审判辅助人员，还包括对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院庭长。　　司法人员应当对其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终身负责。司法责任追究的范围，既包括在职的司法人员，也包括已退休、调离、辞职、辞退、开除的司法人员。　　司法责任追究实现司法审判流程全覆盖。无论是立案、审判、执行环节，还是审判监督管理环节，只要发生故意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或者履行审判职责存在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都要按照《条例》规定追究司法责任。　　孙镇平说，制定出台《条例》，就是要用最严格的标准规范司法行为、端正司法作风、维护司法公正，发出监督执纪越往后越严的强烈信号，确保审判权的行使符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　　实现追责与保护一体化　　据了解，《条例》对司法责任追究的对象、范围、规则、程序、权利救济和履职保障等，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　　《条例》实现责任界定精准化，以是否违反审判职责、有无主观故意、有无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作为司法责任追究的核心判定标准，严格区分违反审判职责问题与办案瑕疵问题，科学精准认定和追究司法责任。《条例》明确，司法人员只有故意违反审判职责，或者履行审判职责存在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才被追究司法责任；如果属于一般过失，办案存在瑕疵，但不影响裁判的正确性和效力的，不予追究司法责任。　　《条例》实现追责与保护一体化，认真落实严肃追责与依法保护相统一的原则理念，坚持以最严格的标准规范司法行为，同时强调，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依法履职不受责任追究。《条例》要求，对于司法人员履职中遭受不实举报、诬告陷害、侮辱诽谤的，人民法院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及时为司法人员澄清正名，并依法追究相关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任，旗帜鲜明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职。　　什么样的情形应当追究司法责任？最高法督察局局长廖向阳说，按照《条例》规定，主要包括故意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和履行审判职责存在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其中，故意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应当追究司法责任。《条例》第八条，列举了故意违反审判职责的八种行为表现并加上兜底条款。比如，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或者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办理案件的；隐瞒、伪造、变造、损毁证据、案件材料的；向合议庭、审判委员会汇报案情时隐瞒主要证据、重要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未经合议庭评议或者违背合议庭评议结果、审判委员会决定进行裁判的；违反规定严重侵犯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等。　　“因重大过失违反审判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也应当追究司法责任。”廖向阳说，《条例》第九条，同样列举了履行审判职责中因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八种行为表现，并加上兜底条款。如因重大过失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或者违反证据规则错误采信证据，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在案件办理或者向合议庭、审判委员会汇报案情时，遗漏案件主要证据、重要情节，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未依法依规履行审判职责，导致审计、鉴定、评估、拍卖中存在错误，造成重大损失等严重后果等情形，应当承担司法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从严格规范司法行为、端正司法作风的角度出发，对免予追究司法责任、不予追究司法责任的行为，仍可视情况作出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或者予以诫勉等‘第一种形态’处理。”廖向阳说。　　防止过度追责不当追责　　按照《条例》要求，人民法院对司法人员进行司法责任追究，会综合考虑违反审判职责行为的性质、情节、过错、后果等情况，科学精准、宽严相济地进行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　　什么样的情形属于司法人员依法履职，不得追究责任？廖向阳说，《条例》第二十条列举了七种情形并加上兜底条款，明确审判人员依法履职，即使案件被改判或者纠正，也不得作为错案进行责任追究。比较典型的情形有，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认识不一致，在专业认知范围内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因当事人或者其他个人、单位的过错致使案件事实认定发生变化，但审判人员已尽到必要注意义务的；因技术条件限制等客观原因致使裁判结果出现错误等。上述情形中，审判人员不构成失职失责，不得追究责任。同时，《条例》明确规定，审判工作中，虽有严重后果发生，但是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院庭长依法依规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而且能够作出合理解释的，不承担监督管理责任。　　“按照《条例》要求，既保障责任严格落实，又防止过度追责、不当追责，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廖向阳说，《条例》还明确规定，审判辅助人员履职中存在因客观原因或者不可抗力导致的工作差错，而且已尽到必要注意义务或者已采取补救措施的，不进行责任追究。　　畅通群众反映问题渠道　　人民群众在诉讼过程中，认为司法人员违反审判职责，如何向人民法院反映问题，以便于启动追责程序？　　“如果发现人民法院司法人员存在违反审判职责的问题，可以向相关人民法院督察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最便捷的渠道是通过‘人民法院违纪违法举报中心’平台进行网络举报。”廖向阳介绍了《条例》所明确的违反审判职责问题线索的来源渠道。　　廖向阳说，从人民法院外部来看，线索来源主要有人民群众信访投诉举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特邀监督员监督反映，网络舆情反映，上级领导机关及相关单位交办移送，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等。从人民法院内部来看，线索来源主要有通过司法巡查、审务督察工作发现、通过筛查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填报信息发现、对违纪违法案件进行倒查发现、在案件评查工作中发现等。　　廖向阳说，《条例》建立了违反审判职责问题线索的移送机制，明确对于人民法院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案件、案件质量评查中被评为最差等次的案件、因存在相关问题引发重大舆情的案件以及有关机关在案件办理中发现并向人民法院通报的关联案件，人民法院相关部门应当及时将其中涉嫌违反审判职责的问题线索移交督察部门，畅通问题线索来源渠道，确保司法责任追究工作实质化运行、常态化开展。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4件为追究司法责任典型案例，2件为保护依法履职的典型案例。

 　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印发《保险销售人员信用档案建设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将于2027年1月1日开始实施。届时，与保险销售人员信用相关的四大类信息将被一一记录在案，包括基础信息、职业状况信息、信用评价信息和公共信用信息。　　“为保险销售人员建立信用档案，本质上是把‘最大诚信’原则变成可量化、可异议、可修复、可携带的职业信用资产，而不是等到出事才进黑名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龙格表示。　　《办法》明确，保险销售人员，是指与保险机构建立劳动关系或委托代理关系等并办理执业登记，为保险机构销售保险产品的员工、个人保险代理人及纳入销售人员管理的其他用工形式的人员，保险代理机构中从事保险代理的人员，保险经纪人中从事保险经纪业务的人员。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精算科技实验室主任陈辉表示，《办法》核心是以信用档案实现销售人员执业全链条约束。一是明确执业伦理底线，严禁欺骗误导、隐瞒信息等违规行为，将职业道德转化为可留存的信用记录；二是实现执业信息全维度留痕，把保单继续率、退保率、投诉率、失信惩戒、公共处罚纳入档案，跨机构流动记录可追溯；三是建立可量化分级信用评价，改变单纯以保费论优劣的导向；四是平衡约束与权益，采集信息需书面授权，设置异议更正、当事人声明、信用修复机制，信用档案至少要保存至销售人员解除劳动关系或委托代理关系后5年；五是逐步实现保险行业信用信息的交换与共享，并接受消费者和社会监督，依靠信用机制倒逼销售行为合规。　　龙格表示，2023年保险监管部门印发《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对保险销售全过程进行规范性管理，《办法》进一步对销售人员的信用进行规范管理，二者叠加发力，将推动个险渠道由过去“拉人头”的粗放增员，转向“查档案、看信用”的择优招募模式，进一步规范渠道发展。对于保险公司而言，短期增员难度更大、系统成本会上升，但头部险企和守信代理人可能获得更多的“信任红利”。　　陈辉认为，短期看，《办法》会加大个险增员压力，进一步助推劣质代理人出清，行业销售人力下滑态势可能仍将持续。信用档案将抬高隐性准入门槛，“带病跳槽”现象得到遏制，有失信、高投诉记录的人员难以继续从业；同时，保险机构档案系统建设、异议处理会增加运营成本。长期看，高质量人员将更具职业优势，短期逐利的销售人员被逐步清退，加速个险告别“人海模式”，向职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但中小险企的管理制度与系统落地的合规压力也会较大。

　　记者近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日前召开全国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总结上一阶段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分析问题，研判形势，部署下阶段特别是旺季安全监管重点工作。　　会议强调，今年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生产形势复杂严峻，安全监管任务艰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扎实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抓实抓细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各环节安全风险管控和事故防范工作，加密检查频次，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整治“三超一改”、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非法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等非法违法行为。　　会议指出，要强化公众宣传，鼓励群众积极举报非法违法行为，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要强化协同联动，全链条深挖彻查，形成监管合力；要强化执法处罚、行刑衔接，发挥警示震慑作用；要强化压力传导，逐级压实责任，持续跟踪问效，从严责任追究，确保各项任务措施取得实效。